我国量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概述及趋势预测分析

从国家顶层战略部署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量子科技同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一并确立为六大未来产业主攻方向，且列于首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亦将量子信息纳入未来信息产业的重点推进范畴。两份文件在对象界定与推进序列上彼此呼应，共同表明量子信息已被置于我国未来产业体系的核心战略优先级。

一、量子信息产业发展概述

1.1 概念界定与官方定位的对应关系

官方文件对量子信息的界定指向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而非某一具体产品。七部门《实施意见》以专栏形式列示了该体系的产品形态，包括量子计算机、量子通信网络设备、量子传感器与量子云服务四类，其共同技术基础在于依托量子叠加与量子纠缠原理，分别实现计算、通信与测量功能。

从技术边界看，量子信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之间并不构成替代关系。量子计算机仅在特定求解问题上表现出相对经典计算机的加速能力，在多数通用任务上并无优势；量子保密通信所解决的是密钥分发环节的信息安全问题，现有光纤网络与移动通信网络的基础传输职能并不因此改变。厘清这一边界，方能解释该领域政策位次靠前而产业收入仅处于十亿美元量级的反差。

官方文献在术语使用上另有一处需要厘清。七部门《实施意见》采用“量子信息”表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采用“量子科技”表述，二者所指范畴基本一致，本文涉及分类与统计时统一采用“量子信息”口径。三条技术路线所交付的产品形态亦不相同：量子计算提供算力支撑，量子通信提供网络设备，量子精密测量提供仪器与传感器。

1.2 阶段差异与当前时点判断

三条技术路线的成熟度差异，远大于产业名称所隐含的同质化预期。量子计算整机已在特定任务上实现对经典计算机的算力超越，“九章四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于2026年5月发布，其求解高斯玻色采样问题的速度较当时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约10的54次方倍；原子钟、量子陀螺仪等精密测量产品已有商用型号在售；量子中继等通信关键环节则尚未实现工程化突破。

2025年以来，这一分层格局出现新的变化，突破集中体现在量子纠错环节。2025年2月，谷歌公司依托“垂柳”处理器，在码距为7的表面码上实现了低于纠错阈值的逻辑比特；同年年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队基于107比特的“祖冲之3.2号”处理器，采用全微波量子态泄漏抑制架构，在同等码距的表面码上验证了逻辑错误率随码距增加而下降的规律，错误抑制因子达到1.4。此前比特数量的增加并不必然提升结果可靠性，“越纠越对”得到实验验证之后，量子计算的规模化扩容才具备明确的技术演进方向。

产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可归纳为政策、技术、资本与需求四项，四者在2026年的表现并不均衡。前三项均呈现明显加强态势：上半年国内量子赛道公开融资53起、总额146.86亿元，约为2025年全年24.73亿元的6倍；合肥高新区与上海的量子科技企业分别达到90家和80余家。需求端仍是薄弱环节，商用场景尚未验证其相对现有方案的成本优势，规模化市场需求尚未形成。

二、量子信息产业政策体系及要点梳理

2.1 中央定调与部委文件的层级关系

前述政策供给的强化，首先体现为文件层级的梯度分布。量子信息领域最高层级的政策表述来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全会提出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量子科技列于六项之首。

部委层面首份系统性产业文件，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于2024年1月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该文件以三个专栏分别界定产业范围、标志性产品与标准路线图：量子计算机列入十大标志性产品，量子信息列入需制定标准化路线图的三个重点领域之一。文件为量子信息配置的核心政策工具是标准体系，而非直接的资金补贴或产能指标。

从时间脉络看，标准体系建设的启动早于专项产业政策。2023年8月印发的《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已将量子信息列入未来产业九个重点领域，较七部门《实施意见》早约五个月。2026年9月30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量子技术专项国家标准计划20项、外文版计划18项，全部由全国量子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管理。

2.2 标准供给的结构与采购环节的传导

从结构看，近年立项标准的重心明显迁移。早期立项集中于术语定义与测评方法，近两年新增项目逐步转向器件接口规范与软件互操作标准，典型如《量子计算编译器通用要求》。该国家标准项目于2026年8月28日至9月27日公示，拟对量子计算编译器的总体架构、功能性能指标与测试方法作出统一规定；器件侧则新发布《量子压缩光源技术规范》等两项国家标准。

标准重心的迁移，通过政府采购环节直接传导至产业端。政府采购与国有企业采购的技术规范通常直接引用国家标准，产品是否符合标准规定的测试方法与技术要求，往往决定企业能否取得投标资格。这也是行业内企业普遍将标准起草参与资格置于单笔课题经费之上的原因所在。

2.3 空间载体与地方承接的分档逻辑

标准体系回应的是“按什么标准做”，政策落到空间维度，则还需回答“在什么地方做”。国家层面的主要落地载体是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2025年1月印发的行动方案列出15个重点新赛道方向，量子科技位列其中，并在后续年度培育部署中继续处于优先位置。

省级层面的政策承接大体呈现两种模式：江苏省将未来产业分为成长型与前沿型两档，第三代半导体、氢能、生物制造归入成长型，量子科技与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深海深地、原子级制造、第六代移动通信归入前沿型；安徽在《未来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中按“7+N”布局，量子科技列于首位。到区级层面，政策落点进一步由方向转向载体，文件内容以场地支持、公共平台建设与配套资金为主，较少设定硬性产值目标。

2.4 政策重心的移动及其产业影响

按时间顺序梳理上述政策演进，可以观察到我国量子信息产业政策重心的迁移具有较为清晰的阶段性规律，依次回应了是否发展、在何处发展、按什么标准发展三个核心问题。2023年至2024年回应第一个问题，中央定调与部委实施意见相继出台，将量子信息从科研议题正式确立为产业发展方向；2025年至2026年上半年回应第二个问题，新赛道培育行动与各省布局明确了培育任务的承接主体；2026年下半年以来回应第三个问题，标准计划集中下达与应用场景清单同步发布，政策供给逐步深入到标准接口与落地场景层面。

三次重心迁移累积的结果，是政策供给的资源形态发生结构性转变。企业可获取的政策资源主要是课题经费、场景试点机会与标准参与资格，而非产能补贴；政策本身无法直接催生市场规模，其作用在于培育初始需求。北京市2026年度“量子信息产业培育”专项储备课题是这一形态的典型样本：该批课题围绕上游材料器件设备、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量子网络四个方向设置指南，每项课题财政支持额度不超过800万元，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两年。

图1 量子信息政策供给的四个层次与重心移动

三、量子信息产业链构成及技术研发分析

3.1 上游材料与核心设备的结构特征

政策资源最终由市场主体承接，而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决定了其可对接的资源类型。产业链上游由超导材料、稀释制冷机、激光器、低温电子学与单光子探测器五类核心环节构成，技术门槛集中于工艺一致性与长期稳定性，与器件设计的先进程度关联度相对较低，经营特征表现为小批量、高单价、长验证周期。

上游各环节的供应约束程度并不均衡，其中稀释制冷机的瓶颈最为突出。超导量子计算整机需在毫开尔文级低温环境下运行，制冷功率与运行稳定性直接决定整机可集成的量子比特规模，而国内该设备的进口依赖度较高，其供应能力构成中游产能扩张的现实约束。

3.2 中游整机与测控环节的分工形态

上游器件的需求方集中于中游，中游也因此成为资本与人才最为集聚的环节。中游涵盖量子处理器、量子测控系统与量子软件算法三类业务：测控系统承担经典电信号与量子态之间的转换功能，一台整机的测控通道通常达上百路，每一路均需独立校准；软件与算法层面则承担编译、纠错编码与应用适配功能。分工格局直接决定企业规模：整机团队多在数十人至两百人之间，软件团队多为十几人。

3.3 下游应用场景的成熟度分层

中游产品最终向下游应用端交付，而下游各方向的产业成熟度差异显著。密码通信是目前唯一形成规模化采购的应用方向，采购主体以政务、金融、电力等对信息安全等级要求较高的机构为主；药物研发与金融风控场景多处于算法验证与合作研究阶段；地质勘探与导航领域依托量子重力仪等仪器实现应用，但采购规模相对有限。

下游各方向的成熟度差异，与采购需求是否具有强制性直接相关。密码通信的需求方存在刚性采购要求，其余方向的需求方则可选择等待技术成熟，这一差异构成场景成熟度分化的主要原因，也说明在当前产业阶段，合规要求对订单的拉动作用强于技术先进性本身。

3.4 价值分布的环节集中及其成因

订单分布格局反过来塑造了产业链的价值分布。产业价值呈现中游集中的特征，与常见的“两端高、中间低”结构不同：2026年上半年披露的量子领域融资共53起，资金明显向中游整机环节集中，上游器件企业融资事件较少，下游应用服务企业的融资难度最高。价值向中游集中的核心成因仍在于采购主体的分布，整机与测控系统是当前唯一存在明确采购合同的环节，合同收入可直接对应企业营收。

3.5 技术路线的并行状态与技术卡点

除价值分布外，技术层面同样存在尚未定型的方向选择。量子计算目前在超导、光量子、离子阱与中性原子四条技术路线上并行推进，代表机型分别为180个计算比特的“本源悟空-180”、3050个光子的“九章四号”、98个物理比特支撑48个逻辑比特的“Helios”与200比特的“汉原2号”，业内尚未就主流技术路线形成一致判断。

技术路线并行之外，产业还面临四类性质不同的技术卡点。相干时间与错误率决定计算能力上限，实时纠错尚未在足够大的比特规模上实现，属于原理层面卡点；稀释制冷机等核心设备的进口依赖属于供应层面卡点；量子中继技术突破与通信速率提升属于工程层面卡点；量子精密测量民用化受成本与体积制约，属于产品层面卡点。四类卡点突破路径各异，其中原理层面的进展最能改变产业发展的时间节奏。

图2 量子信息产业链构成、价值分布与技术卡点

四、量子信息产业市场竞争格局及关键成功要素分析

4.1 三套规模口径的适用范围

讨论市场竞争格局之前，需首先厘清产业规模的统计口径。量子信息领域的规模数据存在三套统计体系：第一套是全球量子计算企业的营业收入，麦肯锡2026年4月的监测报告显示，2025年该口径规模超过10亿美元，并预计2028年达到32亿至44亿美元。

第二套是全球量子产业整体规模，光子盒研究院测算，2025年量子计算产业规模为66.1亿美元，2030年将达1795.2亿美元，统计范围涵盖设备、服务与政府科研投入；第三套是国内产业规模，有机构预测2026年可能突破200亿元，属预测值而非官方统计数据。

三套数据的差异源于统计范围的不同：第一套仅统计企业产品与服务的销售收入，第二套将政府科研投入纳入其中，第三套则为国内机构的市场预测。本文在全球规模分析中采用第二套口径，理由是该口径按技术领域拆分，且覆盖计算与安全两类收入。三套数据不具备直接折算基础，政府科研投入占比越高，通常说明产业距离商业化自主需求越远。

4.2 全球格局与国内区域格局

厘清统计口径后，可进一步分析市场结构。全球量子信息产业呈现美国、欧洲、中国三极并进的态势：企业投入端以美国为代表，IBM承诺五年内投入100亿美元以上；公共资金投入端以欧盟为代表，过去五年欧盟及成员国在量子技术领域的公共投入已超过110亿欧元。国内格局被研究机构概括为“一个策源中心、多个产业高地”，合肥为策源中心，北京、上海、南京、深圳等为产业高地。

4.3 企业发展路径与关键成功要素

落到企业经营层面，国内量子企业的收入结构差异，比技术路线选择更能反映其经营状态。以量子保密通信设备为主业的上市企业，收入主要来自政务与行业网络建设，其发展路径是将设备嵌入国家级与省级网络工程；以超导量子计算整机与量子云服务为主业的企业，收入则以科研采购与平台服务为主。

从两类典型路径可归纳出该领域企业维持经营的三项核心条件：一是进入标准与工程序列，取得采购方认可的市场准入资格；二是依托现有交付通道，云平台与运营商网络是当前最现实的落地路径；三是将技术成果转化为可交付的工程化产品。三项条件均指向企业与采购体系的衔接程度，与技术领先程度的相关性反而有限。

五、量子信息产业区域发展布局及特色模式分析

5.1 区域梯队的划分依据

企业接入采购体系的能力，与所在城市所能提供的产业支撑高度相关。国内量子信息的区域布局大致形成两个梯队，梯队差距主要体现在产业链完整程度上。第一梯队为北京、合肥与上海：北京的优势在于科研机构与公共平台资源，合肥在于院所派生的企业集群，上海在于企业数量与应用场景资源；第二梯队包括南京、深圳、济南、武汉等城市，均已将量子科技写入省级或市级发展规划。

5.2 三地推进路径的差异

三个第一梯队城市的产业推进顺序各不相同，差异源于各自最早形成的需求类型。合肥按“院所—人才—企业”的顺序推进，高新区已集聚量子科技企业90家、量子产业从业人员近4000人，并获批建设量子科技省未来产业先导区，其早期需求主要来自院所自身的科研采购。

北京的推进路径是平台建设与课题立项并行，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的Quafu云平台可用物理比特达590个以上，是国内外少数全时在线、面向全球用户开放真机调用的量子计算云平台之一，其早期需求主要来自课题指南对应的财政资金。

上海的推进路径与前两地均不相同，呈现企业集聚、场景开放与资本投入相互衔接的特征。全市量子科技企业已达80余家，2026年6月“上海量子计算未来产业培育区”在徐汇启动，首批26家量子企业集中入驻，首批应用场景覆盖金融安全、气象分析等方向。

5.3 政府角色与集聚逻辑

三条发展路径背后，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存在明显差异：合肥承担院所资源的组织协调职能，北京承担公共技术平台的供给职能，上海承担应用场景与产业资本的组织职能。这一差异直接反映在集聚规律上：量子信息的集聚与传统制造业不同，人才与科研装置的作用远大于土地与补贴。

图3 北京、合肥与上海推进量子信息的三条路径

六、量子信息产业未来发展趋势研判

6.1 政策供给与收入结构的变化空间

从区域格局回到全局视角，政策与收入两条主线的演进趋势值得分别研判。政策供给重心将持续向标准与场景两端迁移，新增政策供给集中于标准立项、场景清单与首台套采购目录，企业能够获得的更多是行业参与资格而非直接资金支持。地方政策的着力点也将从引进企业转向提供应用场景。

收入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订单仍将以科研采购与政府示范项目为主。量子云平台是当前最清晰的过渡形态，将一次性设备采购转为按需调用，其扩展空间取决于纠错技术进展与服务交付稳定性。产业变化预计率先出现在两个方向：一是密码通信向金融、能源等行业深度延伸，二是量子计算从院所采购逐步转向企业按需付费模式。

6.2 需求释放节奏与场景验证的作用

收入结构能否实现质变，最终取决于需求释放的节奏，而这一时间节点并不完全由产业自身决定。量子计算的需求释放取决于何时能在真实业务中验证成本与时间优势，量子通信的需求释放取决于实际信息安全威胁何时变得更为紧迫。正因如此，场景开放成为当前最具确定性的政策工具，其核心价值不在于签约数量，而在于能否沉淀可复制的工程参数与落地经验。

七、量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7.1 上市准备的时点与重点事项

对于拟IPO上市的量子企业来讲，筹备工作通常应在正式启动前一到两年展开：一是对照目标板块上市条件开展自测，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占比、市值预期与股权结构等需逐项核对；二是规范财务与内部控制体系，账务处理、关联交易与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等均是监管问询的高频事项。

募投方向设计也是量子企业容易低估的环节。由于行业普遍营收体量不大，募投规模与现有营收的匹配关系易受监管关注，产能消化的论证不能仅依靠行业增速倒推，需有具体客户与订单层面的支撑依据。

7.2 融资安排的三项判断

除上市路径外，多数量子企业在更长周期内需依靠股权与债权融资维持研发投入。融资安排需依次考量三个核心问题：向谁融资、在什么阶段融资、以什么方式融资。在融资对象层面，政府引导基金通常要求项目本地落地，产业资本能够带来订单资源但可能限制客户拓展范围，市场化机构则更看重退出路径；在融资时点层面，形成稳定订单之后，债权融资与政策性贷款通常比继续出让股权更具成本优势。

融资方式同样需要权衡，估值并非越高越好，回购与对赌条款的边界须在签约前界定。向投资人提交的商业材料需回应三个核心问题：业务方向是什么、核心优势凭什么做成、资金具体如何使用。技术参数需落实到具体产品与交付节奏，商业计划还需明确收入来源、首个付费客户与复购逻辑，其中复购逻辑是最难论证也最关键的部分。

7.3 投资可行性论证的关注维度

企业为自身投资决策编制的可行性研究，与对外报送的论证文件功能定位不同，前者需系统回应需求规模、可得市场份额、投入规模、回收周期与亏损情形等核心问题。落到具体内容上，政策依据需明确可查，技术来源需清晰说明，核心设备供应需配备替代方案；市场、资金与场景三项需落到实处，市场部分应明确目标客户与采购预算来源。

资料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安徽省有关部门公开文件与发布会实录；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全国量子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信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机构公开报告；麦肯锡《量子技术监测》（2026年4月）、光子盒研究院《2026全球量子计算产业发展展望》；财联社创投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等公开披露信息。

免责说明：文中数据与政策表述均取自公开发布的文件与报道，仅作产业研究参考，不构成对任何企业的评价，也不构成投资及其他决策建议。

疏漏致歉：鉴于相关技术与产业发展迅速，文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