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央企（国企）发展未来产业可行性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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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习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

——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强化产业协同，坚持联动发展，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

——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可见，进入2026年以来未来产业被推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二十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其纳入全链条培育体系，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系统规划了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方向。与此同时，国务院国资委在《学习与研究》署名文章中明确中央企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排头兵，最新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2029年）》将"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列为国有资本布局的核心方向。

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是，当未来产业从概念走向落地，中央企业能否在其中承担关键角色？当前关于未来产业的讨论大多聚焦民营企业和初创公司，系统性地分析央企切入路径的研究并不多见。以下我们将从未来产业的独特属性出发，分析央企禀赋与未来产业需求之间的适配性，同时不回避结构性矛盾，尝试给出一个客观的判断框架，仅供共同学习交流之用。

未来产业的四个独特属性

未来产业之所以"不一样"，根源在于其运作逻辑与传统产业存在根本差异。理解这些差异，是判断央企能否有效参与的前提。

第一个属性，源头在基础研究。传统产业的追赶路径通常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路线相对明确，目标可分解、可量化。未来产业则不同。《求是》杂志刊文指出，"未来产业的根子在科技"，需要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产品创造全链路贯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非线性互动更加频繁。这意味着，发展未来产业不能沿用"看准了再投"的工程追赶逻辑，而需要在科学源头阶段就进行前瞻布局。

第二个属性，技术路线高度不确定。《人民日报》刊文明确指出，未来产业"技术路线、产品形态、应用场景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以量子计算为例，超导、光量子、离子阱、拓扑量子等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哪一条最终胜出尚无定论。可控核聚变同样面临托卡马克、球形环、仿星器等多种技术方案的竞争。这种不确定性要求参与者具备多路线并行探索的能力和意愿，而非押注单一方向。

第三个属性，竞争是生态体系级的。《求是》杂志刊文强调，当今未来产业发展"不是单点技术、单个产品商业化竞速，而是生态化体系化竞赛"。这意味着，单一技术突破不足以建立竞争优势，需要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构建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到规模化应用的完整生态。前沿技术之间加速渗透融合，正引领多技术群多点突破、相互支撑、齐头并进的链式变革。

第四个属性，培育周期以十年为计量单位。从实验室原理验证到商业化应用，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等方向的成熟周期普遍在十年以上。传统投资评价体系以三至五年为回报周期，难以覆盖这种超长周期的投入。正因如此，《人民日报》刊文明确提出要"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探索与未来产业特征相匹配的资本支持方式。

央企禀赋与未来产业的适配性

未来产业的四个独特属性，恰好对应了央企的几项核心禀赋。这种匹配并非巧合，而是由央企的制度定位和资源特征决定的。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禀赋并非抽象的优势，而是扎根于央企主责主业的具体能力。央企发展未来产业，核心命题不是泛泛地讨论"央企行不行"，而是要回答"在主责主业的框架下，央企有没有切入未来产业的合理路径"。只有紧扣主责主业，央企的未来产业布局才有产业根基，而非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

第一，长周期耐受能力。未来产业十年以上的培育周期，对资本的耐心度提出了极高要求。民营资本和风险投资受基金存续期限制，通常难以承受超长周期的持续投入。央企不存在短期退出压力，天然适配这种长周期节奏。国务院国资委明确提出央企要"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这一功能定位与未来产业的周期特征高度吻合。2025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基金正式发布，首期募资510亿元，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共同"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第二，产业链链主地位。央企在能源、通信、交通、材料等基础产业领域拥有深厚的产业底座，而这些底座恰恰是量子科技、氢能与核聚变、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落地的关键基础设施。国资委在《学习与研究》署名文章中明确要求央企发挥"链主"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可控核聚变为例，中核集团牵头组建了由25家央企、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创新联合体，2025年7月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按照先导实验堆、示范堆、商用堆"三步走"推进。上海电气则深度嵌入国家聚变工程链，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CRAFT研制了全球最大的TF线圈盒，并为BEST燃烧等离子体实验装置开发特种无磁不锈钢材料，完成了从实验室配方到5吨级产业化的全链条验证。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电气还向能量奇点、河北新奥等民营聚变企业供应真空室、低温冷屏等核心设备，展现出央企作为"链主"对全产业链的辐射带动效应。这种链主角色不仅体现在单一产业链的内部协同，更体现在跨产业、跨代际的联动效应上。

强化产业协同，坚持联动发展，意味着未来产业不能孤立发展，而要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形成有机互动。央企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中积累的产业纵深和生态网络，为未来产业的孵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产业土壤。反过来，未来产业的技术突破又可以反向赋能传统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形成"传统产业为底座、新兴产业为支撑、未来产业为牵引"的梯次发展格局。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的承载主体。《求是》杂志刊文将新型举国体制列为我国发展未来产业的五大优势之首，强调其"可以有效调动各方面优势力量，系统性地攻坚克难"。央企是新型举国体制最直接的执行单元。国务院国资委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已布局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取得295项标志性成果，牵头成立33个国家级产业联盟，公开发布"揭榜挂帅"榜单210个。在量子科技领域，中国电信依托"天衍"量子计算云平台，建成搭载"祖冲之三号"同款芯片的超导量子计算机"天衍504"，并实现全球首例超1000公里跨域量子密信通话，推动密码安全技术迈入"QKD+PQC"双引擎驱动的新阶段。在人形机器人领域，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高性能部件攻关，推动构建自主供应链。

第四，主责主业的延伸逻辑。这是央企发展未来产业最根本的约束条件，也是最具辨识度的优势来源。国资委在最新政策文件中明确要求"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将主责主业确立为央企进军未来产业的基本前提。央企发展未来产业不是另起炉灶，不是抛开既有产业积累去追逐热点，而是从既有主业的技术积累、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出发，沿着产业链向未来方向延伸。

通信央企布局量子通信和第六代移动通信，核工业央企布局可控核聚变，装备制造央企布局聚变核心装备和机器人，航天央企布局太空制造——每一条延伸路径都有清晰的技术关联和产业逻辑，都是主责主业在新技术范式下的自然演进。进一步看，主责主业不仅为未来产业提供技术底座和产业支撑，还提供了一种战略定力。未来产业的技术路线高度不确定，但主责主业的确定性方向为探索不确定性前沿提供了稳固的后方。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构建的"2+4+6"三层次创新体系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范式，其中"2"解决"0到1"的原创技术问题，"4"解决"1到10"的成果转化问题，"6"解决"10到N"的产业化问题，横向贯通产学研协同，纵向聚焦产业化落地。这一体系的本质，正是以主责主业为锚，在既有的产业纵深中系统性地拓展未来产业空间。

不能回避的结构性矛盾

尽管上文关于央企与未来产业适配性分析指向一个乐观的判断，但央企发展未来产业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同样不容回避。这些矛盾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深嵌于央企的运行逻辑之中。

第一个矛盾，容错机制如何穿透到考核体系。未来产业的技术路线不确定性和长周期特征，意味着高失败率是常态而非例外。国资委在最新改革方案中提出"探索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资金支持方式"，并将容错免责机制写入改革框架。但从政策表述到考核落地之间存在显著落差。央企现行的绩效考核体系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核心指标，而未来产业的前期投入在财务上表现为持续的亏损和资产减值。如何在"宽容失败"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之间找到制度化的平衡点，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二个矛盾，人才竞争的结构性劣势。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领域的顶尖人才，目前主要流向民营科技企业和外资企业。央企的薪酬体系受工资总额管理约束，难以与市场化的薪酬水平竞争。《求是》杂志刊文坦承"顶尖科技人才不足"是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突出短板。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超过2.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但在未来产业的关键赛道上，如何将规模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如何突破薪酬和机制限制吸引顶尖人才，是央企面临的核心挑战。

第三个矛盾，从"跟跑"到"领跑"的思维转换。央企过往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在"追赶确定性目标"之上。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等标志性成就，都是在技术路线相对明确的前提下，通过大规模工程化组织实现的追赶和超越。但未来产业需要的是"探索不确定性方向"。《求是》杂志刊文指出，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非线性互动更加频繁，重大科技突破越来越趋向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品创造的融合发展。这种范式转换要求央企从"工程化追赶"转向"科学化探索"，从"确定性执行"转向"不确定性试错"，对组织文化和决策机制提出了深层挑战。

第四个矛盾，穿透式监管与创新自由度之间的张力。国资委在最新改革方案中提出统筹"放得活"与"管得好"，一方面推行智能化、穿透式监管，实现"经营行为可视、资金流动可溯、重大风险可控"，另一方面要求"制定针对性更强、包容度更足、灵活性更大的监管政策"。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内在张力。穿透式监管追求透明和可控，而前沿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模糊空间和试错自由度。如何在监管精度与创新活力之间找到最优解，是制度设计层面的核心难题。

制度层面的破局信号

尽管矛盾客观存在，但改革已经在多个维度启动。梳理近期政策信号，可以看到几个值得关注的方向性变化。

国有资本布局正在发生结构性调整。最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明确"三个集中"——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方案要求央企核心主业不超过3个、培育主业不超过2个，非主业投资不超过年度投资总额的10%。这意味着国有资本正在从低效和边缘领域退出，向未来产业等战略方向集中。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种变化的力度。"十四五"以来，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累计投资超过10万亿元，投资占比从"十四五"初期的22%提升至2025年的41.8%。2025年，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规模超过12万亿元，连续三年实现每年1万亿元的增长，新兴产业营收占总营收比重较2022年提高超过10个百分点。央企研发投入连续四年超过万亿元，资产总额突破95万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国有资本从传统产业向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大规模迁移。

三大专项行动正在持续推进，其内在逻辑恰恰体现了未来产业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的梯次布局。"产业焕新"聚焦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产业底座和应用场景；"未来产业启航"瞄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关键赛道，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牵引；"人工智能+"推动AI与各产业深度融合，打通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之间的技术通道。三者并非各自为战，而是构成了一个联动发展的有机整体。

国务院国资委在2026年初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进一步明确了新兴支柱产业的培育方向，包括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生物制造、海洋能、绿色船舶等十余个重点领域，这些领域横跨传统、新兴与未来三大产业层次，体现了系统性的产业协同思维。

组织形态和管理流程也在发生适应性变革。国资委提出"加快组织形态和管理流程变革，有序推动扁平化改造和智能化管理，切实打造敏捷、高效的创新型组织"，并明确要"健全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深化'一企一策'分类考核"。这些表述指向一个方向，即未来产业的考核体系将区别于传统主业，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

从地方层面看，约20个省份已出台未来产业相关文件，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探索建成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地方国资的改革路径更加多元，紧密贴合本地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差异化布局。

未来展望

未来产业的独特属性——源头在基础研究、技术路线不确定、竞争是生态体系级的、培育周期以十年计。这决定了其发展逻辑与传统产业存在根本差异。央企的长周期耐受能力、产业链链主地位、新型举国体制承载功能和主责主业延伸逻辑，与这些属性之间存在结构性的适配。其中，主责主业是央企发展未来产业的根基和边界，脱离主责主业的未来产业布局既不符合政策要求，也缺乏可持续的产业逻辑。同时，产业协同不是锦上添花的选择题，而是关乎未来产业能否落地的必答题，那就是只有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联动发展，央企的未来产业布局才能真正融入产业生态，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但适配不等于必然成功。容错机制如何穿透考核体系、人才竞争如何突破薪酬限制、"跟跑"思维如何转向"领跑"、穿透式监管如何兼容创新自由度——这四个结构性矛盾不会因为政策文件的出台而自动消解。改革已经启动，方向已经明确，但从制度设计到落地见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对于关注这一议题的研究者和从业者而言，央企发展未来产业不是一个"能不能"的判断题，而是一个"如何能"的路径探索题。答案不在任何一份文件里，而在接下来的实践中逐步浮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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